Case 房地征收与补偿

癔症性精神病患者签署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效力如何?

日期: 2016-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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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方某患有癔症性精神病,在其法定代理人未到场的情况下签署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协议履行完毕后,江某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诸法院,诉请所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无效。

案情介绍:

方某与林某系夫妻,婚后育有一子,居住于上海市A区某路100号。该房屋系私房,产权人为方某甲(已死亡),产权未变更,建筑面积为80.9平方米。该户有三本户口薄,其中一本在册人口为李某、方某乙;一本在册人口为方某、林某、林某甲;还有一本在册人口为方某丙。2002年,上海B有限公司有限公司依据拆许字(2002)第3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对上址房屋进行拆迁。2002年11月27日,方某与上海B有限公司有限公司签订了《上海市城市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约定:被拆迁人所有的房屋A区某路100号,房屋类型旧里,房屋性质私,建筑面积80.9平方米,8(平方米)×3(人)=24(平方米);被拆迁人选择货币补偿的补偿安置方式;根据A区政府规定,被拆除房屋同区域已购公房上市交易平均市场单价为每平方米建筑面积3150元等;拆迁人应当支付给被拆迁人货币补偿款、搬家补助费、设备迁移费等合计99620元。同日,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乙方方某居住A区某路100号,因乙方家庭困难情况特殊,经乙方申请,甲方考虑到乙方的实际情况,可作一次性照顾补贴人民币60380元。上述两份协议拆迁人合计补偿被拆迁人160000元(其中1万元是为了照顾方某是精神病人而给予的“照顾费”)另,A区某路100号房屋被拆迁时,上海B有限公司有限公司另行与该户内李某、方某乙以及方某丙分别签订了《上海市城市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上海市城市非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补充协议(2份)以及《上海市城市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补充协议。协议签订后的当天晚上,方某将其已与拆迁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事实告知其丈夫林某。

上述房屋于2002年列入拆迁范围,2002年9月份,方某因患有癔症性精神病住院治疗,在住院期间,其丈夫林某多次前往动迁组告知有关人员方某患病情况并说明拆迁协议由丈夫林某代为商定、签署,但是拆迁组一直未给予答复。同年10月份,方某出院,出院后不久,上海B有限公司有限公司在方某丈夫不在场的情况下与其签订了《上海市城市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林某辩称在其得知合同已签订的第二天早上,其与妻子方某找签约的经办人,说明其妻子是患有癔症性精神病,刚出院一个月又三天,且还在服药期间,但是无人理睬夫妻二人的解释。签约后一周左右,动迁组安排动迁公司上门搬迁,因林某要上班,无法抽出时间去租房屋居住,在搬迁过程过,林某及其其他户口本上的家庭成员要求动迁组交付签订的合同书,但是经办人以当天停电,合同无法取得而拒绝。林某一再质问经办人为什么要与其患有精神病的妻子签订协议,还拒绝交付合同书。经办人只说了一句:户主已经签约,你们没有权利不搬。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林某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联系亲友,临时将东西搬至亲友家。在与动迁组协商未果的情况下,林某通过向有关部门进行申诉也未得到有效解决。林某认为其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积极动迁,但是动迁并未解决其实际居住问题。因该房屋产权为其妻子方某的父亲方某甲(拆迁时已亡故),动迁组以其不是继承人为由拒绝与其商谈,在隐瞒的情况下与其患有精神病的妻子方某签订房屋动迁合同。故,林某认为其妻子与动迁组签订的动迁合同是无效的。

法律解读:

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上海B有限公司有限公司经有关部门批准依法对上海市A区某路100号房屋进行拆迁。2002年11月27日方某与上海B有限公司有限公司签订了《上海市城市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并与当日晚间即将协议已签订的情况告知丈夫林某。协议签订后一周左右,方某及其丈夫林某、儿子一家三口,包括其他居住人员均按照有关协议的约定及时搬离原住址,履行了协议约定的搬迁义务。之后,方某从拆迁人处领取了相关安置补偿费用,并在方某得知欠款已打入其银行账户的当天立即将该情况告知其丈夫林某。由此可以得知,方某的法定代理人(丈夫林某)对方某与上海B有限公司有限公司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是明知的,并且已经按照协议约定的期限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同时亦收悉了协议所约定的相应的对价。因此,可视为法定代理人林某对协议的追认。

一审判决后,林某夫妇不服,进行上诉,在二审中方某诉称自己患有癔症性精神病,虽然其将签订的事宜告诉了丈夫林某,但其丈夫并不知道协议的内容。协议签订后其丈夫到拆迁单位处明确表示对协议不予认可,其搬家也是出于无奈,并非自愿。拆迁补偿款项未支付到其丈夫的账户而是支付到自己本人的账户,因此,其丈夫并未对该协议予以追认。且认为原审法院在庭审后修改了庭审笔录,违反了法定程序。在二审中法院曾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因上海B有限公司有限公司不愿意调解而致使调解不成。在二审中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在于林某的行为是否构成对方某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行为的追认。方某在签订协议时患有癔症性精神病,其法定代理人林某未到场,也未委托其他人签订协议,协议是由方某本人签订的。协议签订后方某将协议签订的情况告知了林某,且按照协议的约定搬离了被拆迁房屋,林某也清楚拆迁补偿款的支付情况,拆迁补偿款已领取,双方争议的协议已经履行完毕。林某在二审中出具了证人方某戊的《证明》,以此来证明其在协议签订后至搬迁前曾到动迁单位明确表示不认可系争协议的主张,但该《证明》系传来证据,且与林某在一审庭审中本人的陈述相矛盾,不能证明其主张。提供的林某乙的证言也不能证明林某系被强迫搬迁的事实。

判决结果:

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方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相关法条:

1、《民法通则》

第十三条 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
  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第十四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他的法定代理人。

 

2、《合同法》

第四十四条 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第四十七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代理人追认后,该合同有效,但纯获利益的合同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而订立的合同,不必经法定代理人追认。
  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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