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者朋友准备走到老太阵地之前。还要看一看战斗队的外援，这个外援有的时候是作战参谋不直接进入战场，只是与司令员运筹帷幄；有的时候会亲临战场，进入战壕，直接冲锋陷阵，这个外援就是外孙聘请的律师，所以有必要了解一下孙女的律师，那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将会影响到整个战斗的成败。

孙女与律师之间的关系，要知道打官司请律师是要付律师费的，律师不可能免费帮她打官司，除非她属于法律援助对象，国家帮她出钱，但她不够此格。她有正常的手脚，大脑思维清晰，移民新西兰，居住阳光海滩别墅，属于有钱人，她不愁钱花。即便是有钱人，但钱不会自动的与她结仇，不会自己长脚离她而去，是她主动自愿的将钱捧到人家律师账前。她打这两场官司，请律师是与律师协议，个案支付律师费？还是与律师一揽子包干？如果一揽子包干的话，那将一次性支付很高的律师报酬，这个报酬不是几万，而是十几万几十万。我估计这种方式不太可能，因为这个包干里边她与律师间的委托关系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如果她与律师是个案聘请单案支付律师费，那个案的律师费比包干的律师费平均价格又要高，因为她与律师之间仅仅是两个案件聘请没有第3个第4个第5个的后续，即便有也是将来时，不是现在时。所以不论单个案件委托还是包干聘请，都将支付大笔律师费，再说她又是从国外回来的人。给我们国内人的感觉，她是喝着洋饮料、吃着洋面包、见着大世面的人，拿钱买单自然不会小气。至少心理上不能让国内人家认为小气吝啬。否则她会认为别人可能认为“我在国外混的不好，混得不怎么样”。记得以前我们律师收费还分涉内涉外不同收费标准。涉外收费往往是涉内委托人加收多少个百分比，因为人家是从国外来的。资本主义国家人均工资比我们国家人均工资高出好几倍。记得我们之前帮外国人，包括港澳台客户办案收费。如果用国内客户标准的话，这些人眼睛眨都不眨，付费没有心痛感觉的。国内客户还得咬咬牙，狠狠心，省吃俭用的支付律师费，因为外国人的人均工资高于国内人的好几倍。所以如果不以涉外标准收费，有损于国内律师的尊严，有损于国内律师的劳动价值。要体现价值和价格的一致，所以就要以国内客户的标准的数倍收取国外来的客户的钱。

其次，孙女与法院的关系，法院是体现国家意志力的机构。但是经法院大门也是要付法院费用的，否则会造成滥诉，这对孙女来讲也是一笔开支，也是一笔成本。

孙女的行为，也印证了现今一句流行话，“有钱就任性”，“我反正有的是钱。“官司，打！”“打它个痛快吧！”

如果这两场官司是律师建议的话，律师是否分析过两场官司同时启动的利弊得失，律师是否暗地里想过多收一个案子？多拿一笔律师费？律师是否这样的暗笑？窃笑？在暗暗的得意？但这样做是否有违道德？有悖良心？有负孙女的信任？可能因此提升自己在律师事务所里的业务收入的排名？提高律师界里边的存在感？体现自己的成就感、自负感？但这样的体验是否值得？是否心安理得？

请律师就如同治病求医找医生一样，一个医生的话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应该多问几个医生，每个医生都会根据自己职业经验开出不同的药方，但所有医生都会有基本的共同的治疗方法，虽然有个性化，但总体是有交集之处，病人就去寻找的治疗医生的共同点。律师职业也是一样，一个律师的话不可能全信，也不可不信，这有别于每个律师的职业年数、专业程度、专业强度、法律事务研究深度，这些都是律师对案件预后判断的基础，各个律师对这个孙女的情况都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做出建议判断，虽然有不完全一样，但总是有建议交集之处，完全先以孙女的利益角度考虑两个官司前因后果关系也就如同我们平常所说的，“多问问”“多想想”一样。在医生、律师等专业人士良心居正的前提下，所提出的建议和方案总是有利于病人和委托人的。当然我不知道孙女的律师是否做到了上面的所讲？孙女是不是也采取过如上的所述的方法？假设她和她的律师做到了，那我认为她是理智的，虽然后面可能会失败，也可能会成功，但至少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假设她或她的律师没有这样做，那说明她真的很任性。

可能这个问题很专业，对问题研究很单一，对正在处理动拆迁纠纷的朋友可能会适时可用，因为这可以对她们在遇到类似纠纷时会有所帮助，引导他们处理动拆迁纠纷过程当中的如何正确处理，不至于吃亏或者少走弯路，为自己获取更多的好处和利益，但我同时认为这也有助于我们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人际交往当中、升学就业、甚至于婚姻当中对事物的辨别，处理原则的选择以及预后的判断可能都会有益处。因为我们这个社会诱惑太多、机会太多、可供选择的对象也太多，但并不是多多益善。不是每个机会、每个诱惑或者每个选择都适合于我们。只有从中选择机会、选择诱惑最适合于我们的，也有可能是获得最佳利益的落脚点，这就像雾里看花一样，必须睁大眼睛明辨是非看清方向，所以我们觉得有必要对这个官司的动拆迁款的利益的争夺的诉讼方式和方法、程序启动的前后顺序以及官司类型及案由选择作深入的探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