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讲的故事是孙女为了抢奶奶（当然双方是继孙女与继奶奶的关系）动拆迁款，孙女编理说事，奶奶奋力抵抗。

孙女为了抢到这180万动拆迁款，奶奶为了保护住这笔钱，双方不惜花费财力物力，前后左右打了5场官司，动用了各自的势力，可以说战斗场面激烈、情节跌宕起伏，值得回味。

有一天，有位60岁的女士来找我，说她妈妈要制作一份遗嘱，她母亲财产在百年之后归她继承，并介绍了一些她母亲的情况。她告诉我，她是老太太的唯一女儿，我告诉她根据《继承法》，她是老太太唯一继承人，老太太去世后会根据法定继承原则，全部归她继承的，没有必要特定立遗嘱，但她说她母亲执意要请律师立遗嘱，在她坚持下，我们团队里有一位在制作遗嘱方面有丰富经验的老律师承接此事。

有朋友可能会认为做遗嘱，应该来讲是一项十分简单的工作，就写一份遗嘱，写两句话就可以了，还需要所谓有专业经验的律师做这件事情吗？还需要投入许多人力和时间吗？我们认为有这个必要，遗嘱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繁琐，特别是我们将要见到的是位老太太。

根据我们平时的工作经验预判，首先来预约的这位60多岁女士与其母之间，从女性的育龄上看，二者应是相差至少二十岁，可以推算她的母亲应该有80多岁。80多岁的人，我们认为老太太受教育程度不会高，1930年出生的人其成长阶段正处于国家战乱期，生活没有保障，受教育的机会基本没有，所以那个年代出生的人基本是文盲；其次，人到了80多岁，身体状态、精神状态、语言表达能力等，都是属于人身“入秋”“黄昏”阶段，即使想做这件事，可能也不会有很顺畅配合。所以，我们考虑下来认为必须派有经验的律师做这个事情，也不会考虑过多人力成本，而是顾及到所做遗嘱结果，以免法律风险的发生，遗嘱被法院判决无效的案例很多，所以必须小心从事。

遗嘱有公证遗嘱、代书遗嘱、自书遗嘱、录音遗嘱、口头遗嘱等，其制作的法律规定各不相同，形式要件也各不相同。

果不其然，当我们见到老太太的时候，她的身体状况完全如我们之前预判的那样：半躺在一张大床上，不是站在那里，也不是坐在椅子上，她识字不多；语言表达困难、说话内容前后颠倒。

显然这项工作真有难度。完成整个遗嘱的工作，就用了我们两天时间，终于让老太太写下了：“我的全部财产在我死亡后由我的女儿继承”。这句话看似简单，落笔成稿实则很难，因为自书遗嘱形式和内容必须符合《继承法》规定，否则这个遗嘱没有效力。为了做到这点，我们为这户人家花费了不少时间。当然这户人家也因此逐渐地对我们加深的信任，当我们做完了这件事，也带着任务完成的所感受到的一种成就感时，老太太遗嘱做好后，将信封蜡封完之后，母女二人这才放心，紧绷的神经也松弛下来了。这户人家这个时候才告诉我们，说继子要和继奶奶打官司，打的就是今天这间做遗嘱的房子将来动拆，迁拆后所得动拆迁款的官司，老太太不想让她继子获得任何利益。至此，我才明白老太太做遗嘱的原因。

好了，为了这间房子的归属、权益、利益，双方之间的人性的丑陋、贪婪、欲望、善良、友情、亲情等展现的淋漓尽致，5场官司的故事就此展开。

一间9平方米的房子，5场官司，两家人“全军出击”，为了这么小的房子所反映的来历、承租权的归属、动拆迁款的分配等，继孙女与继奶奶先后数十次法院开堂对簿。

双方战斗队员有：80多岁的老人张秀英，女儿李雅芳；继子继孙女一方：继子老大，老二，老三，继孙女。

四十年前，张秀英离婚后独自一人带着女儿生活，张秀英的女儿二十多岁的时候去了内蒙古工作，只剩张秀英独居上海。一个人生活很寂寞孤单。经人介绍认识了王刚，王刚也是离异的，带着懵懵懂懂三个儿子，由于双方择偶条件，男方没有太大的优势，相较来讲女方条件较好于男方。幸好，女方对婚礼形式也未有太大追求，由于双方都有过婚史，对新婚都不求高标准，凑合着过吧。双方领了证并生活到了一起。张秀英告诉我，那个时候王刚的三个儿子，老大16岁，老二9岁，老三7岁，5个人生活在一起但是关系并不融洽。

先介绍一下这间争议房子由来，这是上海第十二棉纺织厂在了解到二人婚后，继母与继子关系不融洽，把浙江路一间9平方米的房屋分配给两人，得以解决继子与继母之间的矛盾。房子分到手后，张秀英与王刚户口便从武进路迁到了浙江路，虽然房子是张秀英就职单位的，但是根据四十年前男主女辅的传统，承租人确立为王刚。浙江路9个平方的小屋，就是这5场大戏的舞台，也是展现双方演员精湛演技的地方，更是双方战斗人员激战的战场。

后妈嫁入这个家庭并没有得到三个继子的认可，张秀英始终不是他们的标准成员。在代理这个老太太打官司期间，她跟我说过这么一段话：“我自从与王刚结婚以后，共同抚养他们三个小孩，但老大不学好，经常跟我吵架，打我骂我更是家常便饭，还把我赶出去，处处刁难我，我没有办法，还为了这件事情求助了自己上班的领导。”显然四十年后的今天，老太太对当年的事情记忆犹新，也说明双方的结没有解开。